曾经和球球的那首《北京一夜》被同事们称为经典，可惜不能总是和球球一起出没在声色场所，所以慢慢习惯了一个人飙信乐团的One Night in 北京，这是我在广州和上海的一年里最常用的怀念北京这片故土的方式。我的北京，没有百花深处的老情人，没有地安门里的老妇人，但是每当唱起这歌，那京腔京味却又一次次让自己的思绪飞到天那边的京城。

 

终于回来了，过够了在异乡苦行僧似的生活，回到久违的北京，决心让自己的生活丰富多彩一点。于是，绝不再把加班当作乐趣，绝不再把被公司压榨当作自己成长的唯一筹码，绝不再让自己的青春过早地消耗在无边无际的工作中。所以，5点半的时候，如无特殊情况，是一定要坐shuttle bus回城的。最多的就是和朋友同学聚会了，各行各业，大家各自沿着自己的轨迹发展的都不错。小当的投行家做的兴致昂然，每次西装笔挺英姿飒爽的出现在我面前，俨然一副成功人士的派头。WL在辞了GS的工作后另谋高就，马上便要去HK的另一家大投行发展，钱途无量。大俊做他的公务员刚从欧洲培训＋旅游归来。LW则在五道口攻读Ph.D，为日后当行长、司长、厅长、局长、部长做准备。和研究生的这些哥们在一起，便觉得自己快成了井底之蛙了。在一个culture过强且以此沾沾自喜的公司里，很容易变成井底之蛙。于是严重觉得，接触不同的人和事，保持开阔的眼界，是现阶段非常能提升自己竞争力的一个方式。前日与小当一起去参加了2006 MBA Tour，场面相当火爆，自己心里的那点小宇宙似乎也一点一点的给燃烧起来了。既然已经在这一年让自己脱胎换骨，那么就再继续用另一种方式让自己走的更好吧。而其它的朋友们，也大多过着幸福的生活，结婚的有潘葫芦夫妇，ZY夫妇，离结婚不远的有扒鸡夫妇，草灰夫妇，小叶夫妇，脱离单身的有橘子，以及在单身和非单身状态之间频繁更迭的萝卜。一年不来，各人变化都很大，反倒是我，基本上还是以前那个状态，漂泊的结果。不过到目前为止，我很enjoy自己的生活状态，所以对于其他人，表示祝福，但不羡慕。

 

周末的时候，更多的是休息，虽然有时候也有很多工作任务，但是从上海带过来的小资情调似乎是改不掉了。去cafe学习，一边啜着香浓的latte，一边用音乐把自己和周遭隔绝开，看书，写字，敲电脑，俨然成了一大劣习并异常enjoy其中。有时周五周六晚上，会约几个朋友，去后海的酒吧看原创音乐人的表演，或者去美丽会、babyface合着hiphop的音乐运动运动在办公室里近乎僵硬的筋骨。有时候喜欢泡书店，光合作用书房，在里面光看不买。唱歌依然是雷打不动的爱好，在北京的歌友众多，我当然不会浪费这么丰富的资源啦。其实，如果离学校近一点，我倒是很想重温一下当年坐在教室里读书的感觉，只是它在那头，我在这头，重聚首，反倒成了劳神费时之事。

 

这一个半月走了马来西亚、大连、上海、坝上草原，虽然西安之行因为某些原因不幸夭折，虽然没有太多时间供我做长途旅行，我还是愿意把每天的生活装点的更多姿多彩一些，跟终日面对电脑的生活说再见。告别了工作狂的我，将会是怎样一种状态，咱们拭目以待吧。

2006是选秀年，上半年的美国偶像还没结束的时候，国内的超女，梦想中国，加油好男儿，我型我秀就开始掀起一轮又一轮选秀高潮。现在梦想中国和加油好男儿都结束了，做为偶尔为之的看客，来讲讲我的一些个人看法。

 

好男儿是最莫名其妙的一个选秀，莫明其妙到我懒得评价的程度，这个选秀的成功，充分体现了现在国人审美的畸形严重程度。我型我秀在我看来是最自命清高而又质量低下的选秀了，一切都归功于SMG的包装，这里不予置评，下面集中说说其它两个。

 

我对选美一点也不感冒，但是依然记得去年的张靓颖、纪敏佳，抱着发现好声音好音乐的希望，在今年早些时候看了超女几个唱区的赛事。有几个声音让我格外惊喜，包括杭州的张媛、郝菲尔、孙闻雍，成都的刘悦、乔惟怡、彭春霞，但是可惜的是，这两个实力最强的唱区除谭维维外所有的高手均折戟沉沙全军覆没于三强之外，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群花瓶。更可笑的是，产生了厉娜这样气都唱不顺，Reborn这样五音都不全的赛区冠军，折腾了好几个月，舞台上剩下的，除了不男不女，就是无病呻吟。要是叫我找一个我支持的，我只能稍稍支持一下谭维维了，不管从音乐的哪个角度来说，她和其他人都不是一个层次上的。先说说唱歌的感情这个东西，很多人把音乐的感情片面的理解成哀怨理解成悲伤，似乎只有这样的感情才能让他们“感动”，但是我想告诉这些人的是，音乐的感情决不仅仅是这样局限和狭小，除了悲伤绝望之外，喜悦、幸福、激动、愤怒、恐惧、怀念等等都是情感，凄婉哀怨是情感，大气磅礴是情感，轻松诙谐也是情感，你若把“情感”片面的归结于小女人一般的怨妇情结，对不起，那你对艺术的理解和鉴赏力真的有一定的问题。还有一些人说某某人不好，因为她太虚伪，太假，太有功利心，我倒是奇怪了，你喜欢纯洁幼稚的，干吗不去幼儿园里选“最天真单纯的小姑娘”呢？我不敢自视清高，但是当我看到很多人为台上骚首弄姿唱歌却严重跑调的Reborn以及一边自我陶醉一边声儿都发不出来的厉娜疯狂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发自内心的想问，现在年轻人的品位出什么问题了？超女已经严重脱离了它应有的引导大众艺术品味的轨道，而走向了一个可笑的歧途，我不知道这场闹剧最终以什么结局收场，如果最后真如短信所示，让厉娜夺了冠军，这不仅是超级女声的悲哀，也是中国音乐的悲哀。再来对比美国偶像的几个冠军，我只能说，中国流行乐坛，想要振兴，路真是太遥远了。

 

相反，在音乐这个层面上，我却觉得人气不怎么旺的“梦想中国”要强的多。冠亚军，熊汝霖和海鸣威，一个代表了真正的音乐实力派，一个是歌舞俱佳的偶像派，这两个人的冠亚军，可以说是毫无争议。我是在这个节目结束了之后才偶然看到了小熊演唱的视频，当时就傻了，不夸张的说，他是我见过的国内最与国际接轨最多面化综合实力最强的一个歌手，不论是Rock，Pop，Jazz，Hiphop，R&B均驾轻就熟，游刃有余，最后那首波希米亚狂想曲唱的让我热血沸腾难抑心中的激动。搜集了他所有的演唱视频，一次又一次的惊叹，梦想中国出这么一个人，它的使命就达到了，对于中国乐坛的意义，超过了去年超女前三名之和。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小熊的演出，那么去看看吧，看看他演绎的Get Over It，Rock DJ，Blue Suede Shoes，My Way和波希米亚狂想曲。如果说超女是由大众品位引导向虎头蛇尾结局的话，梦想中国就是真正的音乐的胜利，音乐人战胜了偶像派，国际化战胜了保守派。

 

如果有人说我崇洋媚外的话，我只能说，在流行音乐这个领域，中国还处在未开化阶段，而兼收并蓄欧美音乐的精华是最能加速我们发展的一条道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它准确的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引一段小熊的话吧，很能代表我的观点：“对于我唱英文歌很多人有非议，我举个例子，拉丁音乐是如何征服世界的。靠的不是西班牙语，而是像瑞奇马丁等等那样的拉丁歌手们出的英文专辑才被全世界认可的，要让全世界来认识你，语言始终是个障碍，除非是纯音乐，我们一直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可在今天，特别在流行音乐的领域里，我们是否可以思考：‘世界的也是民族的’？我绝对不认为但凭我唱几首英文歌就能怎样怎样，但我觉得这件事一定要有人来做，我等了很多年，始终不见有人干这事，那我来吧，即便被那些听歌不用听觉而用嗅觉的人的口水淹死，我也做！有点激动，很多人跟我说现在有名了，说话要小心...但我对喜欢我的人有信心，我相信你们喜欢的是那个不装的我，要是我随时‘恩哼，啊哈’，不用别人，我自己就吐了，对于英文歌，我就说这一次，我不会改变，唱了是十年酒吧，被骂得还少？可‘任它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我会用我的行动来实践‘坚持’。”我并不知道小熊、张靓颖乃至谭维维能不能扛起振兴中国流行音乐的大旗，姑且让我们拭目以待。远的不说，就拿08奥运来讲，北京的奥运能否诞生像Hand in Hand，Reach，Flame，The Power of the Dream这样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名曲，重任就落在这些人身上了。

 

06年的选秀，因为超女而失望，因为梦想中国而惊喜，祝福那些真正热爱音乐并为此执着的人们，共勉。

 

（附梦想中国视频大全，推荐观看小熊的演唱：点击）

住房危机正危机着我国的竞争力     9月13日  星期三

　　文/王育琨

　　规划权是地方政府的提款机，一把手想给谁就给谁。媒体报道说跳水运动员田亮成了房地产亿万富翁，有网友问我可信度怎样？他听了我提款机的说法，恍然大悟。

　　——题记

　　我们透析了习以为常的“愚蠢和矛盾”

　　我们讨论了财富模式。一国财富模式，决定了一国未来的竞争力。当欧美人的财富选择了集中投向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从而创造出日益强大的跨国公司，已然控制了资源的全球分配走势，而可怜的中国人却一窝蜂地挤向了不动产！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没有能够成长起世界级的大公司和世界级的企业家，也没有相同幅度地提升中国人的福利层次，而只是日益沦落为给跨国公司输送利润的机器！已经有不少跨国公司准备撤离上海，原因就是房价太贵。住房危机这个庞然怪兽，正在危机着共和国的竞争力，正在极大地损害着我们子孙后代的福利，善良的人们不能不察！

　　我们讨论了开发模式。透过德国人100年前建设青岛老城区，还为今天的新需要留下了足够的空间，通过回忆《悲惨世界》冉阿让背负马吕斯走出长长的地下隧道，一下子勾起了善良的人们对身边反复挖马路的愤慨。通过直观的感受，我们意识到，满目疮痍的城市开发方式，正在吞噬共和国的大量能源和竞争力。中国经济有可能毁在这高能耗的开发方式上！

　　我们讨论了体制模式。德国设计事务所，为上海保存着150年前设计的楼房图纸，须知在这个过程中，一次惨烈的世界大战，紧跟着中国的长期被列强封锁，而肩负无限责任的事务所却从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我都纳闷，这些不重要的档案资料，竟然能活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熊熊烈火！而我国，别说那么大的战火，也别说一场文化大革命，甚至一个执政官的换任调离，就会跟着消失一批不负任何责任的事务所！

　　我们讨论了文化模式。借助对国民性的探索，我们是在寻找判断中国住房危机的尺度。因为我们时常碰到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住的好一点有什么不好？有个20出头的很精干的网友还直接找到我，非要让我预测未来房价的趋势。看着20多岁鲜活的生命，就要奋不顾身投进房奴的苦海，我还是心有不忍。我给他讲述了80年代中国一大批精英去了美国，都拿到了很高的资助。可是他们却常常7、8个人挤在一个两居室的房子里，一住就是2、3年。他们都清楚，那是暂时的，他们要学习，要挣钱，要回国显摆。他们都是有身份的人，出门就是西装领带，尚且能如此节俭凑合，怎么现在的小伙子们就不能克制一点，非要大把花掉父母亲的血汗钱？各地的房价在上涨，可是出租房屋价格都在下降，本来用很少的钱租个够用的房子就行了，为什么偏偏要去投资买房？一买房，就捆住了自己。别说现在工作流动是正常的，就是在一间公司干到底，要想提升也必须流动，一流动你买的那房子处理起来还挺麻烦。那个小伙子有点认同。

　　我继续问那个看上去很精干的小伙子，你干吗不省点钱出国转转？他说公司没有对外业务。我告诉他，好多外国人到中国旅行，很穷，常常自己背着睡袋长途跋涉。但是他们就是要来开阔视野，要来认识中国。你今天出去了，可能直接的收获立刻显现不出来，但开阔的视野会融入你的思维和血液中，一定会对你的下一个工作机会或面试有作用，因为你的谈吐不一样了！这位网友口头上认可我，可就是不知道实际是怎么想的。

　　为着不牺牲掉这年轻的一代，当人们聚焦房价高低和房地产的腐败时，我则跳出方外，找到了纪伯伦，把目光集中到人民清明智慧的觉醒，呼唤一种回归本源的居住文化。我能感觉到个人声音的微弱，甚至能听到我的呼喊招致的笑声。但我还是要喊，不为别人，为新一代，也为了我的小女儿。当然，我并不孤独。这里有一位网友的跟贴为证：“人性中最高贵的是精神，我们不可以被当前物欲的现实囚禁住以致泯灭掉我们的性灵。我们应该为我们的社会找到每一个中国人都共同需要的生活的精神支点”。

　　许多网友不耐烦了，催促我说一点现实的问题。有些给我戴上了“有良知学者”这顶高帽子，诱导我说实质的东西。还有不少热心网友主动为我提供了丰富的案例，让我解说分析。其实，网友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不会当逃兵。在我对形而上的问题探讨之后，当然会对形而下的体制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我早已厌倦了经院式的旁征博引。这回我们通过网友提供的案例来解说体制。

　　行政权力怎样造就了开发商的提款机

　　北京某高尚小区，最早是一个学哲学的高材生，以帮助一个职业学校立项重建的名义，通过同学关系，获得了10万平方米土地，申请了2.16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学校报答他的神通，分给他4000平方米占地和一个楼座1.08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他借此获得了农业银行2000万贷款，有了原始启动资金。后来经过7、8次特权运作，4000平方米占地上的1个楼座变成了2个楼座，建筑面积更被提高到4.4万平方米。按理，拿到了这么大的红头文件，已经可以满足了。可是开工建设后，熟稔规划运作的开发商，却有点把持不住自己了，最后的建筑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可是办销售许可证的时候稍稍碰到一点麻烦，也懒得去走那么复杂的程序。为了压低成本，问计于规划委的一名主任科员。主任科员被服伺的舒服了，大包大揽。谁也想不到，竟然制造了一个复印，把建筑面积由4.4万平方米改为4.9万平方米。借此竟然就稀里糊涂地拿到了后续的所有正式批件。

　　后来还是碰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办产权证时的测量就是一个障碍。如果按规定来，纸里包不住火。可是他巧妙地买通了测量部门，把整体测量改为分户测量，然后再按一定的比例分摊共建面积。这样就把所有的违规都避开了。经过一系列特权运作多出来的面积为：5.08-1.08= 4万平方米，按10000平方米的售价，去掉所有4000元的成本，也就是每平方米多收入6000元。总共多收240000万元。一个特权运作下来，一个占地4000平方米的建设项目，就多贡献了2.4亿多元。不能不让人动容。这个小区名为高尚家园，实际非常狭促，没有地面停车场，楼座四周只有一条单车道，开车技术稍不过关，常常会碰到墙。后来，因为学校的草场被巧妙地用做了小区的活动场地，引起学校的诉讼。还因为楼房的建筑质量太差，业主不断投诉，问题一时没法解决。业主各显神通，甚至公安机关也切入了，这才把后面这些故事给折腾出来。据说规划委的头头说，这是个大案了，因为伪造了规划委的文件。

　　这个案例不大，但是典型。它直接揭示了，开发商的提款机是怎么造就的。

　　这个案例显示了，政府权力是怎样在2年之内，把一个两手空空的人迅速造就成亿万富翁。行政权力，可以是一把手，也可以是体制中的一个环。一个处长、一个科长、一个办事员，只要是在关键岗位上，就可以形成很强的特权。在他通过一系列关节获得规划委4.4万平方米的红头文件，已经不容易。具体走了什么人的路子，因为有红头文件就一切都合法了。不合法的部分，只是那个主任科员伪造文件通过后续一系列行政审批环节。据说，这个主任科员制作那个复印件获得了一辆捷达车的报偿。

　　这个案例还显示了，开发商的暴利，往往来自于对公共权利的掠夺。扩展出来的4万平方米，那是原本1.08万平方米业主的公共空间，那是他们的草地和活动的地方，可是现在却被精巧的算计与行政权力这个帮凶被剥夺了。本来一个占地4000平方米的地块，建设1.08万平方米已经勉为其难了。可是，当1.08万平方米被放大了4倍多，还冠冕堂皇地走过了所有的行政审批，使得行政权力沦落为开发商掠夺公共利益的帮凶。

　　还有网友提供的一个案例，说明了上面这个案例还没有说清的许多事情。某市有一个楼座，占地8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开发商想把建筑面积提高到5万万平方米，又不愿意按商业地价缴纳出让金。按照规定，需要补交商业开发地价接近1亿元，可是如果按照原来批复此地块作为农民征用地的补偿，也就是缴纳500万元地价就行了。这里既有更改规划面积的难题，又有1亿元与500万元地价的博弈，要是在前些年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可是，这些年运作日益规范化。要想运作成功，只有城市一把手的一支笔，才有这样的权力。偏偏这个城市的一把手还是新到位的。新到任的一把手都有三把火，如何能让他的第一把火就熄灭了呢？开发商动用了一点心思。跑到北京找到一点高层关系，这个高层的亲戚就去了一趟这个城市，见到了市长。市长在面见这位重要客人时，随便翻了一下卷宗，便把文件向主管部门的头头一递说，就这么办。没用5分钟的时间，一切正事处理完毕，便进入了非正式交谈。这是市长最看重的。这个网友讲的这个故事，我不知真假。但是看上去跟感觉到的东西是一致的。这个案例揭示了一个重大的主题：规划权是地方政府的提款机，一把手想给谁就给谁。

　　规划权是地方政府的提款机！房地产的真正奥妙在规划。到底土地上可以批多少建筑面积，可以建什么样的物业，不归规划部门的专家说了算，而是归主管市长或者部门一把手说了算。执政官想让谁富，谁就能富。想断绝谁的致富之路，谁就没辙。你去任何一个城市看，管规划的局长一定是城市一把手的红人。没有办法不红。因为房地产作为一个被少数人垄断的提款机来说，就是规划这一块。当然地政也可能搞名堂，就是在地价的测算与征收上存在着谈判余地，但是规划是龙头。任何一把手都知道规划的利害。不站在一条线上的规划局长，就必须靠边站。媒体报道说跳水运动员田亮成了房地产亿万富翁，有网友问我可信度怎样？他听了我提款机的说法，恍然大悟。

　　到这里，我们就来到了中国住房危机的核心地带。

　　天壤之别的体制

　　发达国家的城市开发，大致是这样的过程。政府通过立法，通过对城市的整体规划，然后再通过公开招标，对整体规划进行实施，主要是构建一个城市的地下基础设施，待所有地块都已经被地下完备的基础设施涵盖了，再行进入终端开发。一个人，可以自己去找地。规划一旦经过立法通过，就是板上钉钉不能有另外的变化。再大的行政长官不具备调整的能力。那是个公开的、透明的、长时间的论证过程。每一点调整都在全体市民的眼皮底下进行。

　　在这种规划体制下，房地产开发方式比较简单了。我们不少开发商都对美国订单式开发推崇有加，可是一直就没见哪一个开发商真正采用订单式开发。订单式开发方式的实质，是以规划的黑洞或模糊趋于消失为条件的。谁想要建住宅了或是租用商业楼盘了，在现有的楼盘中找不到合适的，就可以自己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寻找到适合建设的地块。选到了合适的地址，就可以找个中介房地产商去办相应的手续。房地产商就会跟着个终端客户签定一个租约或称订单，他就可以去寻找房地产的投资者。这个投资者可能是私募基金，也可能是公募的证券化房地产基金，或是那个公司或个人。如果这个最终使用者，希望自己来投资，自己拥有产权，那么开发商就会替他到相关部门那里跑手续，手续跑下来，土地证直接落在这个终端投资者的名下。美国的开发商更多是个掮客。

　　西方的成熟地块是直接对着最终使用者去的，而中国的地块则是对着小利益集团开发商去的。正是对着小利益集团去的，许多谈判才可以顺利进行。如果换成对着公众，势必就要有透明、开放的压力，那样一切龌龊勾当就可能大白于天下或根本不可能发生。

　　在我国获得建设用地基本有两个合法路径，第一个合法途径是农户获得宅基地，在上面建设自主的房屋。近年来许多城市人大擦边球，通过农民获得建房权力，虽然没有产权证，但是也避开了层层审批。第二个合法途径就是城市开发土地直接给了小利益集团开发商。因为我国还没有一个正式的物权法，由于我们的城市土地，还不是真正的熟地，可以直接在上边按照规划建设。

　　我国城市政府获取土地转让收益，而把“生地”转卖给开发商，开发商把自己的小区开发，还要代替政府做一些攻坚项目，然后再卖给购楼者。政府官员在那里坐享其成，他收收钱，就把土地开发的责任交给了开发商。开发商则正中下怀，这正是搞名堂的地方。只是最近几年，才有了公开招拍挂，公众才得以看到一点点过程。而拍卖前后还有一系列闭门运作，不为大众所知。大致的情形是，开发商多提前做局，又是政府部门还给出谋划策，一定要特定地块交到特定开发商手里。开发商就是通过招牌挂的形式拿到土地，也可以跟城市政府谈判，把一次性交的地价分展成横跨几年分期交付。这个谈判过程是如此的隐秘，以至于一些高端楼盘已经全部售罄，就是连开始承诺的征地价款还没有付完。凡是合同没有执行的地方，总是有一些的独特的安排，总是有一大批相关人士从中获得了好处。难怪媒体称，房地产是官商勾结最厉害的领域。

　　日本、香港曾经像中国大陆的今天一样，一边在城市中制造着“石屎森林”，一边在房地产上快速制造着地产富豪。但是，房地产泡沫总归替代不了真正的竞争力，所以，20世纪90年代日本香港先后财富泡沫破灭，一下子导致了十多年的萧条。感觉这样的日子，很快会到来。

　　大清算还是小清算

　　控制房价不是不可为，而是想不想为。中央政府所以一直下不了决心，可能是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住房危机这头庞然怪物，到底会形成什么样的危害。而从多个层面探讨这种危害，正是我前三篇文章的主题。

　　任凭房价上涨，将直接降低我们国家未来的竞争力。判断一个政治领袖魄力的地方，就在于是否能够提升一个民族未来的竞争力。如果我们民族的竞争力，丧失在这一代领导人手里，那么这个罪名很少有人担待得起。毛泽东节衣缩食，开发研究出了原子弹，引来了尼克松主动访华；邓小平打开了国门，搞了改革开发，从制度上焕发了中华民族的活力，创造了20多年的经济奇迹，还收回了香港。可是，这个经济奇迹，却在近十年的过程中，被房地产的混乱和腐败严重打了折扣。而且目前这种全民皆买房的氛围，将直接降低我们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上的投入。如果任其发展，从经济上说，就可能成为历史的罪人。没有哪一个领袖甘愿背负这样的骂名。

　　我们说了，任凭房价上涨，制造或强化新愚民政策，把全民赶往房奴牢笼里的氛围，可能会为少数利益集团谋得实利，但是却会继续恶化国民性格和心理。遗憾的是，这种危险的前景，却在歌舞升平之中被置若罔闻。更有短视的政府和少数利益集团，在一边制造着愚民政策，造成全民奔住房的态势。这种争先恐后的盲动，却正在以极大的速度制造着财富积累的不平等。如果这种分配不平等是出于公约的竞争或者遗产继承，还不至于引发社会问题。

　　任凭房价上涨，就是劫贫济富。贫富差距已经到了今天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安全感。如果人人都不敬鬼神了，一口气过不去就提刀杀人，就是亿万富翁又有什么安全可言？这些散乱的事件，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怨气的积累。这些天网友的评论，或是激烈，或是消沉，或是愤慨，或是无奈，这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种意识和情绪。从中国历史看，由此造成的分化，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一位网友跟贴评论，很能代表我此时的心情。他说，“危机四伏，可是政治总是离我们那么远。我们知道要代它受过，却无法去找它评理。”

　　是的，这里涉及一个小清算还是大清算的问题。大一点的清算就是一种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我们都不期望有那种情况出现。中国现在生存的环境并不安宁，经济列强已经渐渐扼住了我们的命脉，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卧薪尝胆，发展我们产业创新和制度创新。我们可以做的，是刹住房价的上升，通过一系列综合措施，给居民开辟投资通道，把国民的心性由贪图安逸转移到自主创新上来。要保持这个大局，就需要对房地产来一点小清算。

　　小清算就是整顿是房地产开过程中的秩序，对违规违章的项目该罚就罚，对隐瞒不报的收入课以重税。像我们开始列举的案例，规划部门的执政人员，肯定查不出那么多问题。真正能够把问题曝光的，是合作伙伴和入住的业主。他们受到了伤害，由他们追出了规划文本的7、8次变迁，由他们追出了复印件堂而皇之地过了一道道执政部门审批，换来了红头文件。从这个案例曝光的过程看，小清算实际上比较容易操作，可以从公示土地使用证、规划许可证、建筑许可证开始，让现在已经买了房的业主看看，他们的公共权利是否被侵犯。如果被侵犯，就要加倍补偿他们。补偿之余还要把一大笔资金用于改造城市公共设施和地下基础设施。

　　清算的时刻总要到来。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们国家的提升国民福利层次的总体战略，需要检讨我们的城市开发方式和一系列体制安排。不进行果断的整体转型，我们便没法对付住房危机这头凶猛的“庞然怪兽”！

人一上年纪，怀旧情结就不免开始泛滥。今天到学校附近给李老师过教师节，完了之后突然很想回学校看一看。很久没有回去了，校园应该有些变化吧。

 

记不起上次来北大是什么时候了，只是隐约记得有一天晚上跟大俊两个人在未名湖边散步，在湖心岛的长椅上聊了很久，都是些很沉重的话题。而在这个清秋的午后，再一次来到学校，走在五四、燕南、讲堂、图书馆、勺园这些熟悉的地方，恍如隔世。

 

变化很多，国关的楼早已盖好并投入使用，原来北新所在的地方已经变成一片草坪，08奥运的乒乓球馆如火如荼的在建造，西门外的63号楼和畅春新园让我回想起当年在万柳的奔波。校园里奔波的学生，早已不再是几年前那些间或熟悉的面孔，但却又如此似曾相识。

 

但是更多的没有变化的风景让我默默想起从前，回忆起这里发生的点点滴滴。走过讲堂，想起在这里看过的每一场电影，每一场音乐会，每一出芭蕾舞剧。走过文史楼，这栋不起眼的破旧的楼依然默默的矗立在图书馆前，207教室，最后一排座位依然如故。走进一教，那些刻苦读书的孩子们，让我想起了曾经置身其中的自己，还有身边的人。31楼前的林荫路，银杏树整整齐齐排列在路两旁，只是叶子还是绿的，特别希望它立刻变黄，然后让我重温阳光穿梭其中的美丽。在松林外的路上，很多学生摆着书摊兜售着旧书，看看那些书，忍俊不禁，想起自己曾经也在同样的地方帮别人做过同样的事，泛在心里的都是淡淡的快乐。

 

曾经一度害怕回到这里，所以选择了逃避和离开，但是一年之后故地重游虽然，满是回忆和怀念，心情却是格外轻松。CBD的喧嚣，和这里的宁静恬淡，仿佛是两个世界，回到北京之后，这种差异一度让我很不习惯，总觉得远离了最初属于自己的那个地方，心里失落了很多东西。好在路途并不遥远，没有几千公里的阻隔，想回来亦是一念之间的事。下次，等银杏叶黄了的时候，我还会回来，找寻散落在斑驳树影间的阳光。